《挑战》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曾以单篇的形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发表过。在那个时候，批评界有一股“游戏”倾向抬头。还是在1985年，黄子平便召唤批评家：“‘来吧，来和作者一起游戏’，游戏的心态是一种可贵的心态……于是你添加柴草，燃成篝火，并围绕着火拍手舞蹈。”[56]1986年，李陀又说：“相当多的文学批评和某些哲学的数学的思索一样，实际上成了一种心智高度紧张的智力游戏……许多才智出众的人都试图在这工作中探究自己的智力开发的极限。”[57]而吴亮干脆在他那篇著名的《马原的叙述圈套》中与马原玩起了智力竞赛的游戏，在他看来：“阐释马原肯定是一场极为有趣的博弈，它对我充满了诱惑。”[58]陈晓明抵制住了要与先锋小说家比拼智力的游戏冲动，虽然他在先锋小说中解读出许多艰涩的“语言游戏”，破译了隐藏在一个个先锋文本中的叙述秘密，找到了走入和走出先锋小说叙事迷宫的隐秘路径。在陈晓明的阐释里，先锋作家的那些游戏，那些修辞快感一点也不令人兴高采烈，在一股“颓败”的精神气象的笼罩下，它们都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悲怆。陈晓明毫不留情地揭示出那些游戏和快感背后隐藏不住的空洞、虚无和一种内在的伤痛，对内在性丧失、缺乏生活的历史起源、不真实的游戏的解读，给他带来更多的是悲哀，因此，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热烈地欢呼“后现代”的到来，他清醒地看到，后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最后的栖身地。身处这样的命运中，有什么理由游戏、狂欢？陈晓明在此显示出一个职业批评家深广的文化情怀和难得的职业良知。尼采曾经感叹：“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在中国实际上很难用尊重艺术去要求批评家，那显得不适宜。现在已少有批评家能像陈晓明在《挑战》中所做的那样，那么多、那么精细、那么深入地阅读别人的作品，他对作家、对艺术、对自己职业尊重，一个职业批评家所应该有的职业道德也在他聚精会神的文本阅读中自然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