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拥有独立、个性的“我”。娜拉式的出走或离开是为了独立，追求自己的个性。但是她最后的选择往往与独立相悖，她成为依赖他人的“附属品”。
她想获得爱情，她大胆地追求爱。每一次情与爱的选择，都是投向温暖和爱，最初的情感与爱的交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她温暖，然而最后得到的回报恰恰都是难以逼出的冰冷。每一次的投向，都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升腾，最后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理想爱情。她总是一个人到鲁迅先生家里“取暖”。“她没有一份好爱情，鲁迅及许广平曾经给予她的爱护就是她唯一可以投奔的温暖。”[6]没有获得爱情，又多被误解。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她说：“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她想有个家。母亲早逝，没有母爱的温暖；离开祖父和后花园，她从父亲的家门逃出，生活无依。被父亲开除族籍，她没有家，没有家乡。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之中，宁可贫穷、饥饿，也不再进父亲的家门。她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7]她想有个自己的家，她追求爱，却两次不幸跌落在自我追求的“夫家”的门前。她在诗《苦杯·八》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她在香港望乡不能归乡，以寂寞悲凉的心境书写《呼兰河传》，深情回忆寂寞悲凉的小城，她的家乡——呼兰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与“父亲讲和”。她想有个家，可她情归何处？魂归何处？家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