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批判继承”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可“酌”，有“善”可“择”，因而受到“通人君子”、博闻学者们的重视。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的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野史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6]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