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很有学问人，以讨论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为话题进行的演讲。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与调查英国，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的人数是多少，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且又有能力买到，那么这个人便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而且又买得起，那就可以吃。对于中国最有名的两种“教义”来说，其情况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想要举行一场佛教仪式，而且还请得起和尚，那么他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需要一个道士，那么他也可以同样请来，这样一来，他又变成了“一个道教信徒”。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请和尚还是道士，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将他们请来，这样，他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成为儒教兼佛教兼道教的信徒，而且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而道教有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对于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的组成的关系进行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属于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便我们能够判定自己民族的起源，然而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仍然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撒克逊人的血液的多少，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发生丝毫的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最终是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语。学者在说话时可以使用许多拉丁词语，其中还可以混杂一些诺曼底词语，但是农夫则主要使用表意平直的撒克逊词语。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我们语言中最底层的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