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始骤而终迟”，西方却“始迟而终骤”，并从生存竞争角度出发，在《法意十章》按语中说：
向使封建长存，并兼不起，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如欧洲然，则国以小而治易周，民以分而事相胜，而其中公法自立，不必争战无已时也。且就会争战无已，讲兵不成，谛以言之，其得果扰胜于一君之腐败？呜呼！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
关于一统天下是否致弱姑且不论，但这里主旨是在反对君权、倡导自由、自立的。所以，他要求人们发愤图强，赞同梁启超的变法观点：
吾友新会梁启超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遥，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原强》）
他不无见地地列举了中西社会之不同，愤嫉地指出，西方理论大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接近点，惟独“自由”，在中国完全没有——这便是中西的根本区别：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 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 中国追浮朴，而西人求雄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 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 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