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始骤而终迟”,西方却“始迟而终骤”,并从生存竞争角度出发,在《法意十章》按语中说:
向使封建长存,并兼不起,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如欧洲然,则国以小而治易周,民以分而事相胜,而其中公法自立,不必争战无已时也。且就会争战无已,讲兵不成,谛以言之,其得果扰胜于一君之腐败?呜呼!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
关于一统天下是否致弱姑且不论,但这里主旨是在反对君权、倡导自由、自立的。所以,他要求人们发愤图强,赞同梁启超的变法观点:
吾友新会梁启超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遥,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原强》)
他不无见地地列举了中西社会之不同,愤嫉地指出,西方理论大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接近点,惟独“自由”,在中国完全没有——这便是中西的根本区别: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 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 中国追浮朴,而西人求雄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 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 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